公募基金、基金经理和经济学家
公募基金在中国是最近几年的产物,在美国,公募基金大发展的历史也不算很长。基金这东西简而言之,就是代客理财的公司,别人把钱交给他,他帮着去做投资,如果赚了钱,他就要抽走一部分利润;但要是亏钱,他是不会赔给你的,他也没钱赔你;同时,不管是赚还是亏,你都要向他交纳管理费,因此对他来说这是旱涝保收的买卖。
基金的前身叫做“投资信托”,“信托”这个词很容易记,意思就是你信任他,于是把钱托付给他。在英国早在19世纪就有“信托”了,因为那时候伦敦才是世界金融中心,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大小报刊都纷纷介绍这一先进成果,慢慢地在美国也开始推广信托,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快“信托”在美国就超过了在英国的规模。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人也纷纷向国人推荐“基金”理财方式,说这是先进的成果,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的理财方式,于是最近几年中国基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1929年是美国“投资信托”最为辉煌的时候。这种公司和传统公司有个根本的区别,它没有实际的产品卖给你,它只是告诉你将来会给你很多回报,因此对于这种公司来说,其外在形象就非常重要了,这意味着,他要看上去能让老百姓觉得有能力赚到钱。“信托”的老板们很清楚这一点,于是他们马上去各个大学的经济学系,找著名教授来充门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经济学”成为了一种直接面向老百姓的学问。“信托”公司有了著名经济学教授作顾问,一下子可信度上升了不少;而这些著名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兼职,其收入远远高于在大学当穷教授,因此这种合作完全符合两者的经济利益。但最惨的莫过于老百姓了,他们听到经济学家们满口学术术语,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于是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很聪明,由此便觉得这个“信托”也很可信。
1929年也是华尔街股票大崩盘的日子。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欧文•费雪教授,他是货币研究专家,计量经济学的先驱,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曾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被一家“信托”请去当“托”,在1929年多次发表了关于市场的看法,诸如“股票将永远维持现在这样的高价”、“现在的股市并没有被高估”,他说完这一切不久股市就崩盘了,但即使崩盘了他还发表言论说“股价马上就会恢复”。结果在随后的大萧条中,他自己也赔了个精光,连妻子、妹妹和其他亲属的储蓄都赔进去了。耶鲁大学只好把他的房子买下,再租给他住,以免被债主赶出家门。晚年,费雪基本上是靠其妻姐的周济度日,他一共欠下别人75万美元,直到死也没有能力偿还。
后来费雪的儿子透露说,他老爸在1929年鼎盛时期,其总资产达到了1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几个亿的美金。文章看到这里的朋友,建议您起身去倒一杯茶,然后回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研究了一辈子“货币”的顶级经济学家,曾经也是最富裕的经济学家,竟然直到死都还不出亏欠别人的“货币”。这个世界真是微妙呀。
从此以后“信托”在老百姓心中的声望急转直下,他们觉得“信托”不可信,其股价也是一样,很多“信托”的股票在其后的几年里跌去99%。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老百姓们再也不敢涉足股市。一直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到了上世纪60年代,情况才有变化,那时“基金”开始流行,原因也很简单,新一代的投资者已经没人知道当初“信托”的故事了。
据说当时发行基金的时候,那位基金经理对一无所知的老百姓打了这么个比方,他说:基金就是穷人的公共汽车,穷人要坐车出门,但不会开车也买不起自己的小轿车,怎么办呢?那就来坐我们的公共汽车吧。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也终于引进了美国人的先进金融工具——“基金”。
以上就是基金的历史,下面再来说说更为重要的——基金经理,毕竟是基金经理在操作基金。
要认识基金经理就要首先把自己想象成他。现在你是一家大公司的基金经理了,刚刚和公司签了用工合同,你是好不容易才混到这个位子的,那些巴望着这个位子的同事多的是,你的压力非常大,如果你今年干得不好,那你下一年的合同估计就拿不到手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坚持价值投资的,因为如果是价值投资,那现在的回报可能不很高,以后的回报将非常高,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要是今年干不好,你就没有第二年了。于是你会发现,在中国,公募基金就是最大的庄家,他们做的只是短线投机,每年的换手率极高。在世界范围内,能超过指数收益的基金家数不到20%,现在你应该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因为这些收益都被当作佣金和印花税上缴了。
在中国,一个特殊的丑恶现象就是所谓的“老鼠仓”,这是基金经理“贪污公款”的巧妙办法。他先用自己的钱去买一支股票,然后用老百姓的钱去把这支股票拉高,拉高之后他就把自己帐户的股票售出。这样一来二去,老百姓的钱就到他自己口袋里去了。对这种人现在只是简单的开除了事,但我觉得这种行为和“偷窃”、“诈骗”完全没有区别。那些马路骗子,骗别人几万块钱就被抓进去,而基金经理用“老鼠仓”骗了老百姓几百万,竟然不用坐牢,这样一来大家都去开设老鼠仓了。之所以老百姓们没有对老鼠仓深恶痛绝,主要是这个办法很巧妙,一般不会被发现,而且“基民”们损失的钱是大家平摊的,也没人愿意帮大家出头。这么看来,老鼠仓还将困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私募基金和其经理
私募基金的历史就长的多了。几个朋友之间要是觉得某人的炒股水平不错,大家把钱交给他打理,这就算是私募基金了,所以私募基金和它的经理就是一回事情。
对于私募基金经理来说,他同其客户之间的互相信任至关重要。客户要相信经理的人品和能力,而经理则要做到不能辜负客户的信赖。巴菲特早年也搞过私募,虽然几经变故,他的那些客户和他的关系从最初一直维持到现在,看来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这是一种无以言表的信赖之情。巴菲特本人多次表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他的“诚信”,从长远看,诚信的人会给他自己和客户带来丰厚的回报。
诚信的私募基金经理如果能坚持价值投资的话,不用多久就会给他本人和他的客户带来持续而稳定的回报,而且风险非常低。然而这些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太遥远,因为通常私募基金的资金门槛很高,少说也要几十万,好一些的已经把门槛提高到几百万。同时,一个人是否诚实,在一开始也是看不出来的,日久才能见人心。
对冲基金和其经理
对冲基金看上去是个很高深的名词,它的广为人知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最著名的对冲基金就是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要解释对冲基金,必须先知道一些特殊的金融知识。
假设小甲觉得某股票肯定要涨,但他苦于手头没钱,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可以去问别人借钱来买股票,等到股票涨了,他抛掉,还钱之后,多余的钱就是他的利润了。他借钱的行为称之为“融资”,他的操作称为“做多”。
又假设小甲觉得某股票肯定要跌,但他苦于手头没有该股,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可以去问别人借来这支股票,先卖掉,等股票真的跌了,他再买回同样数量的,然后把这些股票还给那人,多余的钱就是他的利润了。他借股票的行为称之为“融券”,他的操作称为“做空”或者“卖空”。
一般的基金都是采取做多的办法投资,而对冲基金则没这些限制,不管什么操作,只要能赚钱它都干。它会对市面上的股票同时进行“做多”和“做空”操作,那些感觉低估的就做多,高估的就做空,这样一来不管大盘涨跌都有的赚,相当于把风险“对冲”了。但在中国是不能做空的,所以对冲基金在中国还没有。不过股指期货可以卖空,说不定那时候就有对冲基金了。
对冲基金对操作技巧的要求非常高,因此这完全是聪明人的游戏,世界上所有的对冲基金里,索罗斯管理的“量子基金”最为出名。索罗斯是个大器晚成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一心只想当一个哲学家,他老师是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写过《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但在现代社会,做哲学家是没有“钱”途的,在多次努力没有成果之后,他终于决定要把自己的哲学思想用在“投资”和“投机”上面。想不到这个改变使他成了最为成功的大投机家。
索罗斯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这个基金的命名上,“量子基金”的名字来自量子力学。索罗斯认为经济学的所有理论没有一条能用在投资上面,但物理学上某些理论却能派上用处。下面我们就来谈谈“量子力学”,请放心,这东西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量子力学描述的是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原子世界)发生的事情,在这么小的空间内,很多经典物理学观念已经不管用了。就拿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为例,他说你永远无法同时知道一个电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你只能知道两者其一。这个现象并不复杂,我们用以观察客观世界最主要的手段是去“看”,所谓的“看”是指通过光线的反射将客观对象的性质告诉我们,一般来说物体A不管你“看”它多少次它总是物体A,其性质不会改变,但到了量子的世界就不同了,电子或更小的微粒一旦被“看”过,它原有的性质就被改变,因为光子相对于它来说已经太大了。当你看到一个电子的位置的时候,你用来看的“光”已经改变了电子的运行轨迹,于是你就不知道它此时的速度。反之亦然。如果你能顺利地理解以上这些,那你就比爱因斯坦还高明了,因为爱因斯坦的下半辈子就在反对量子力学,而最终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
索罗斯从量子力学所体会到的观点是,股市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的原因正是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地去看股价的波动,因为股价的任何波动都是我们自己引发的。就好比最近的530大跌,股民们痛骂政府和“政策市”,但“政策市”能起作用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们相信他能起作用,如果股民认为政府要打压股市,那政府的行为都看上去是在打压股市;如果股民都认为政府要托市,那政府的所有行为都看上去是在托市。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自己心中。因此索罗斯把他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投资者和股价互相作用的关系上,于是,他就总能比大众更早的知道大众将如何影响股市了。
如果你还不能很好的理解以上这些,问题也不大,毕竟我们不需要人人都像索罗斯那么聪明,我们只需要赚到我们能够赚到的钱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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